这又是一件李慢侯当政时期,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李慢侯极力支持契丹人在草原上的存在,他认为依靠契丹人羁縻漠北人,这是代价最小的维持漠北稳定的方法。可是代价最小,未必最稳妥。
最稳妥的方式,永远是自己直接控制。
于是李睿集团决然撕破了李慢侯跟耶律大石建立的长久联盟关系,通过策反燕云豪族控制的草原东西商道,将上百个头下军州贸然纳入东藩府管辖,让西辽帝国跟东藩彻底翻脸。
可战争没有到来,因为契丹这头狮子老了,否则李睿也绝不敢轻易下手。
契丹人这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果东藩在背后支持他们,他们就能对草原形成表面上的控制,虽然无法实际控制,可又不至于让草原秩序失控。这其实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平衡,但可惜李睿不想要这种可靠的平衡。
契丹人的衰弱,给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耶律大石死后,契丹人虚弱的太快了。主要是权贵阶层失去了进取心,萧斡里剌、撒八那些人,不是老死,就是腐朽,早打不动了。一大批创业权贵,靠着头下军州这样的封建地盘,迅速成为封建权贵,开始奢侈享乐。西辽政权中,最后生机的,反而是韩英这样的燕云汉儿。
耶律大石死后,契丹人的重心无法脱离西域,东方持续空虚,越来越依靠燕云豪族维持统治。辽西基本掌握在怨军集团手中,漠北则是乌古、敌烈部这样的契丹外帐控制。辽西、漠北和西域三大版块之间,则是一百多座以燕云豪族建设起来的头下军州串联起来的商道。
这条商道,价值不高。更多是作为契丹人东西大迁徙,控制广袤国土的驿站。因为要翻过大兴安岭、狼居胥山,和阿尔泰山,实际上并不具备多高的经济价值。也就是西部从克烈人的土地上通行的克烈道,因为接通狼居胥城和狐狼道,算是草原丝绸之路,还有点价值。东部大兴安岭以东的辽西道、中部狼居胥山跟大兴安岭之间的乌古敌烈道,基本上只是契丹人势力内部的沟通,人都没有多少,贸易自然没有多大。对于控制着河西走廊,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藩势力,争夺这条道路,实在是没多大游说。
可李睿就是动手了,而且是完全处在背信弃义一方。他首先策动克烈道的燕云汉儿豪强家族主动向东藩投诚,理由十分牵强。因为克烈人内乱,克烈道一度断绝,西域和克烈道之间的沟通中断。这些豪族请求东藩保护他们,东藩立刻调动狼居胥城的一万大军开进克烈道数十座屯堡,将金山(阿尔泰山)以东到狼居胥城之间的克烈道全部控制。在克烈人内乱平息之后,契丹人卷土重来,狼居胥军却不撤军。
萧塔不烟派人来交涉,李睿强词夺理,声称契丹人控制不了这条商道,东藩府愿意提供帮助。
辽国为此交涉了数次不果,果断派兵夺取,显然衰落的契丹铁骑在漠北人面前彻底暴露了虚实,他们在强悍的狼居胥军面前,没有夺下任何一座土堡。东藩府又以契丹人背盟为借口,直接出兵攻占了辽西道,并跟终于辽国的乌古敌烈统军司开战。
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契丹人在这里的力量实在太虚弱。虽然从耶律大石开始,就往东方回迁和安置了大量契丹部族,但腐朽的民族已经不在骁勇,在辽东铁骑的打击下,很快土崩瓦解。
面对蛮不讲理的东藩府,契丹人不想吞下这个苦果,但却没有反击之力。萧塔不烟忍下了一口恶气,派人来交涉。将乌古敌烈等契丹外帐,和辽西十二万帐契丹讨要回去,全都迁徙去了西域。之后彻底跟东藩翻脸,关闭了克烈道西段的阿尔泰山要塞。并且开始通过其他途径,跟南宋朝廷秘密结盟,建立夹击东藩的同盟。
由于东藩和西辽政权同盟破裂,繁荣了上千年的路上丝绸之路彻底中断,悠悠的驼铃声消失在了草原古道之上。
这并没有多么影响契丹人的利益,却大大影响了漠北诸部的生计。契丹人已经发展的相当不错,这些年吸引了数十万燕云汉儿,这些人力资源大大加速了西辽统治区的经济发展。早在克烈道切断之前,这条路上实际上已经很少有驼队运输大宗商品,过去的中原丝绸已经不在向西方出口,因为契丹人在于阗发展的桑蚕业完全取代了中原产品。西辽甚至发展出了制瓷工艺,尽管很粗劣,可很廉价,对于重视实用性的中亚地区,已经完全取代了中国货。通过西亚、欧洲的瓷器,现在更多是走海路,运量巨大,南海一号那种普通海船,一艘都能运输几十万件瓷器,这是骆驼运输所不能比拟的。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主要以运输奢侈品为主,高档织锦、刺绣、书籍、药品等,输送进来的,主要是黄金、玉石等。
可这条道路,对草原民族来说,却关乎生存。漠南的白鞑靼部,如今半耕半牧半商业,活跃在草原上的驼队,大多都是白鞑靼部的商队,他们常年组织上万人的大型商队做贸易,缺少了贸易的补充,白鞑靼部的经济大受影响。而影响更大的是漠北部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劫掠的通道,他们生产落后,在之前长达二十年间,就靠着劫掠西方为生。中断了西域商道,他们无法继续向西劫掠。光靠游牧经济,已经很难养活膨胀的人口。
于是李慢侯担心的内卷化,最先在草原地区出现。
蒙古人和塔塔尔人争夺,克烈人内战,白鞑靼部不断吸收和兼并克烈部边缘氏族,并向西与乃蛮人不断冲突,试图打通商道。蔑儿乞人灭亡后,林木部族失去霸主,各部之间也混战不休。
整个草原上,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开始了血腥厮杀,新一轮的洗牌开始了,最后只有最强大的部族,或者最聪明的部族,才能笑到最后。
这些情况让李慢侯忧心不已,他当然知道情况,从始至终他都知道,因为契丹人一直派人联系他。可他始终没有出面干涉,常常在太湖的山水间叹息,却不愿意重新出山。
对于李慢侯来讲,是否此时融合草原地区,并不重要。中国的历史很悠久,未来更长,此时融合草原,并不是好时机。中原文明的高度,应该还没有达到可以轻易融合草原文明的程度。真正的绝对高度,应该是工业化后的文明,对农耕、游牧等所有文明进行降维打击。
他不愿意干涉,是他担心引起更严重的后果。他很清楚李睿集团如此做的原因,并不是有多在意草原地区。他们一心向南,中国这块土地上,在政治层面,始终带有大一统的强烈观念,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愿意割据,最大的政治抱负,往往就是混同域内,一统江山。
有雄心的君王如此,李睿这种官僚依然如此。李睿集团的意志既然是要一统天下,最终必然要南下灭宋。灭宋并不容易,打败南宋朝廷的官军可能容易一些,但彻底混同半壁江山则很难。
经过三十年的分化,南宋社会跟东藩社会构成,已经形成了迥异的差别。虽然南宋和东藩的兼并都很严重,双方的社会中坚阶层,都是一个个豪族。但是差别还是很大,宋朝的豪族更加顽固一些。而东藩的豪族,则更加激进一些。
南宋的豪族,不是南迁的北方名门,就是当地的土豪和世家大族。隋唐北宋一统天下之后,都大量安抚南方豪族,这是一支跟中原豪强皆然不同的土著力量。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之后东晋南渡,更加壮大了南方士族。这些传承久远的南方士族,靠的是耕读传家的优势,一代代积聚力量,他们的底蕴,甚至比屡经战乱的北方豪族更深厚,也更顽固。
不管是南渡的名门还是土著的世家大族,他们都兼并了大量土地,而且参与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宋朝文人很务实,可能嘴里也喊着重农抑商,可文人阶层大规模介入商业,而且垄断经营。
东藩豪族,表面上看,跟南宋豪族是一个德性。都是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务农经商,对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广泛涉猎。不同的是,北方豪族,大多是在大乱之后,在残破的山河基础上,重新发展起来的,根基很浅。东洲豪族主要来源也是两种,一种是兼并土地土豪家族,他们趁着战乱,从土豪变成大土豪,通过培养家族子弟入仕取得政治地位,成为新的名门望族。另一种是商业资本发展而来,是一个个大商人,用商业中积聚的资本收购土地,兼营农业,同样培养家族子弟入仕,最后成为名门望族。
看似相似的表象下,是截然不同的出身,发展过程,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不同的世界观。
南方豪族,坚持耕读传家,科举入仕这样的程序。非常依赖特权,不管是兼并土地还是进行商业,他们都借助自身的特权。张俊这样的巧取豪夺的军阀,晏氏这种垄断酒业的官僚,没有背后的权力,他们是不可能经营这些产业的。而东藩豪族,则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公平的资本市场中厮杀,不管是商业还是农业,他们靠的是资本规模和管理能力,而不是靠特权。同时一穷二白起家的东藩豪族,也没多深的耕读传家的底蕴,他们很容易通过李慢侯打造的精密的府学体系,形成新式官僚集团。
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支柱势力,导致东藩想要彻底融合南方豪族非常困难。因此正面击败南宋官军之后,极有可能面对的是无穷无尽支持赵宋皇室的地方豪强势力,李睿集团很难猜测这种反抗会有多激烈,会持续多少年,因此他们必须心无旁骛的将力量完全用于平定南方上,对于北方无法顾及。
所以控制北方草原地区,实际上是在为南下做准备。不控制的危险很大,哪怕草原看似掌握在盟友契丹人手中,可这个契丹人更让人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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