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究竟是英雄引领了时代,还是时代造就了英雄?这是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但绝对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社会中,一向不会缺乏少数的先驱者,先行者,先知者。
引领了时代潮流,引导了社会变革。促使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等方方面面加速发生变化。
他们是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是炸药爆炸中的导火索,他们的出现加速了社会各方面的转变。
1978年的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地在一份“生死契约”上摁下红手印。18个鲜红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了这片沉睡大地上震撼世界的一场惊天巨变,而且长达四十多年,至今未曾停歇。
为什么时间点会是1978年?应该是因为1978年体制已经开始松动,政策上已经允许出现此类以前看来非常“离经叛道”的事物。
为什么地点会是小岗村?应该很大的因素是,小岗村太穷了,年年都吃不饱饭,再不改变,境况一年比一年困难,所以基层干部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把土地承包给社员。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赵崇义和林振云两个当时还未满20岁的少年,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他们的不经意,或者说为了生活而迫不得已的选择,居然改变了当地农业生产的产业格局,改变了当地人“种水稻才能有粮食吃!”“不种水稻就会挨饿”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同时客观上也带领了当地的村民致富。当然,主观上,他们只是想改变自己家庭那种一穷二白的状况。
社会的变革,观念的转变,甚至科技的进步,一定是在守旧力量影响,控制薄弱的地方最先开始。大到“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影响几亿农民的大事,小到像林村,大溪村这种由种植水稻转变成种植砂糖桔,这种小地方产业变革的小事,无一例外皆如此。
为什么在林村大队,甚至整个县,最早种植砂糖桔的会是两个毛都还没长齐的小伙?而不是老练精明,并且有点资本的村上的其他小康之家?除了阴差阳错地他们两个在合适的时候,恰好碰对了合适的人,做对了合适的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很年轻,非常乐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尝试新事物。
他们的家庭因为太贫穷,他们要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来自家庭的阻力,“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他们是初生牛犊不畏虎。
林村大队的村民们,并不是从没尝试过种植水果或者药材等经济作物。相反,前面有不少种植这些失败的“先驱”和“烈士”。用自己辛辛苦苦几年省吃俭用得来的血汗钱,以血本无归的代价,换来了“这个事情不能做”的经验。
林村,或者那个镇的村民们,曾经人有种过椪柑的;有种过温州柑的;有种过冰糖橙的;有种过黄梨的;也有种过桔梗;百合等药材的。但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的结局告终,成功率百分百之零;虽然失败的原因各有不同。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市场问题,像水果这种亩产能够达到上万斤,保鲜期非常短,并非生活必需品的东西。一定是要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高,也就是城市的居民手上都有点余钱,并且全国已经建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可以通过这些捷便的交通网络,在水果的保鲜期内,就将水果从果园发到全国的各大、中、小、城市。再通过水果集散市场将水果供到千家万户。
也就是说,只有种出的水果,可以在保鲜期内,就卖到全国各地,通过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完善的各种销售渠道,成功走进城市居民的家庭。为市民们提供美味、可口、安全、健康、新鲜的时令水果。种植户才有可能成功。
这在政令不一,全国交通没有织成一张完善的网的国家和地区是不能想象的,这是中国人的幸运,中国农户的好运!
一句话,也就是必须形成完善的产业链,种植户无论是种植出十万斤,一百万斤,都能有大果商敢一口吃下,这样种植户只需要考虑水果质量和产量的问题,(至于价格,自然有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也就是供求关系来决定。)而无须考虑销售的问题。只有这样,传统的农民才有可能转变成农场主(当然还有土地租赁问题)。
否则的话,还是传统的自给自足,你种出一万斤水果,拉去县城卖,一天卖200斤,到水果过季了也卖不完,怎么可能不失败。
在这点上,赵崇义、林振云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他们踩对了时代的脉搏,站在了时代的风口。当然,更是时代的伟大。…
赵崇义,林振云,赵崇敏,在苗圃场吃了中午饭后,就又骑单车回家了。赵崇敏第二天就又乘车下了柳州,继续她那毫不起眼的服务员工作。
林振云,赵崇义第二天则卷起铺盖,拿起行李,来到了这个苗圃场做起了育苗工兼砂糖桔管理技术员。他们自己家种植砂糖桔的故事,还要等一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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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去到广州番禺区的曾仕湖倒是很顺利地进入了好靓珠宝厂。可惜,他在珠宝厂的发展却一点都不顺利。或者说,他们两兄弟在珠宝厂的发展都一点不顺利。
伟人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没有对错,只有胜败。
如果认为,斗争,只存在于朝廷,后宫,大家族。那就大错特错了。小人物的斗争,同样精彩绝伦,同样勾心斗角,同样波谲云诡。
大人物的斗争,也许涉及的是大权力,大利益。当然,按某些书上讲,也许大人物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家国天下,众庶苍生。
大人物们又因为本身就是“大人物,”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受到万众瞩目,都能“聚焦于镁光灯下,不管是大功大忠,或者大奸大恶,都能“书之于竹帛”,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小人物就不一样了,小人物因为本身就“微不足道”,不可能得到关注和聚焦。小人物斗争的目的,也不可能是为了“家国天下,众庶苍生,”那么地高尚。小人物斗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月能多赚那么三两百块钱,能比跟他同阶层的人过得好那么一点点,能够得到同阶层人的吹捧和恭维。
就算是当乞丐去讨饭,乞丐和乞丐之间,为了能多讨到半碗残羹剩饭,也会互掐打架。狗与狗之间为了抢一根骨头,也会互咬,没有谁比谁更高尚,都仅仅是为了生存。
但就是为了这种:“山中无大树,蒿草便为尊”的优越感,就足以令小人物们斗争起来“不择手段”了。
“戏”虽然也精彩,但是小人物其一因为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那一碗半碗饭,目的就少了高尚。其二小人物本身又不可能“大奸大恶”,不可能聚焦于镁光灯下。所以他们的都斗争事迹,虽然也精彩纷呈,但亦未能“书之竹帛”为后世所津津乐道。
进厂一个月后,曾仕湖和曾仕强也逐渐了解好靓珠宝厂里面的大致人事情况。在大规模批量标准化生产的现代,珠宝首饰可能是唯一还没办法一个版(或者几个)杀遍全球的商品(类似于N年后的肾几手机。)
公司的职员,从高层到底层,大概分成了两派:广东帮,云南帮。
因为老板是香港人,公司的高层,从厂长,到起版设计总监,镶石设计总监,毫无例外的都是香港人。但毕竟香港人来广州工作的都是少数,大量中层的管理人员,中层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人的。当年香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会说普通话的人可远远比会说英语的要少得多。就连听都不会,所以中层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香港人自然会提拔说同种语言,有同样风俗,吃着一样粤菜的广东人。所以广东人成了好靓珠宝厂的一大派系。
但因为好靓珠宝厂因为原材料的成本原因,前身原是在云南某地,1999年才由云南搬迁到番禺新水塘村,而在云南是做了十几年。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所以公司的中层技术人员,财务人员,人事人员,管理人员,也有大量的云南人。
曾仕湖和曾仕强他们就尴尬了,他和那些在这两年中新招进来的员工。全部成了“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面。”既不属“曹魏”集团,也不归“蜀汉”集团,而且也没有核心人物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孙吴”集团。
“不受待见,难以提升,没有前途,”成了这些个这两年从厂门口招进来的员工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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