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会稽女子商婉人工楷法,曾仿吴彩鸾写《唐韵》二十三先与二十四仙两部,沈芳题诗云:“簪花旧格自嫣然,颗颗明珠贯作编,始识彩鸾真韵本,廿三廿四是先仙”(见《香祖笔记》)。┡E小Δ说Ww*W.ん1XIAOSHUO.COM
书格如此,男子又何敢藐视?
后之习书者,当于此取鉴焉。
对于这些女性书法家的书法,张天元自然也是有几分赞叹的。
杜伯特给他的这些东西,除了部分碑帖之外,仍旧是有大量书法真迹的。
由此就可以看出,杜伯特这家伙还真得是被吓住了,才会拿自己的珍藏来给张天元看。
“这些东西的确不错,但用来交换性命,未免还不够资格吧?”
张天元笑眯眯地看着杜伯特说道。
“别着急啊,下面还有。”
取开了那些书法,张天元现下面的确放了不少东西,主要是瓷器和金器。
但一眼望去,最起码有九成都是赝品。
本来他很生气,不过其中两样东西,却让他暂时压下了火气。
他再想,杜伯特这个家伙,终究不是古董方面的行家,大概是被人给忽悠了吧,或许就连杜伯特自己也不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居然有那么多的赝品。
他看向了其中一件瓷器,这是真品中唯一一件瓷器。
这是一只“同治年制”梅花粉彩瓷碟。
碟上绘有几个人物,似乎在玩鸟,唐宋时期人们爱将鹞当宠物,鹞,是一种凶猛的鸟,样子像鹰,比鹰小,捕食小鸟,通常称“鹞鹰”、“鹞子”,但性格很温顺。
富有的人家常常以玩鹞为荣,连唐太宗都爱玩鹞,有“太宗怀鹞”的故事你可以查查。
“太宗怀鹞”见于唐人刘悚的《隋唐嘉话》,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名臣魏征的故事。
唐太宗素来喜欢玩鸟,有一天,他得到一只形态俊异、毛色漂亮的鹞鸟,太宗十分宠爱这只鸟,“私下里(在内宫,非朝堂)把鹞鹰架在胳臂上玩。”
这时,魏征从远处走来,太宗急忙把鹞藏在怀里;著名谏官魏征心中有数,却装作不知,上前向太宗禀告政事。
之后,他又娓娓讲述古代帝王由于贪图安逸享乐、沉醉声色犬马,最终丧国灭身的事。
大有劝谏“明君”之意。
由于魏征有意拖延时间,致使太宗藏在怀里的鹞鸟快要憋死了,太宗心感可惜,但他还是敬重魏征,不想挑明打断他的话。
魏征便没完没了地讲,直到鹞鸟死在太宗的怀里。
想来也有意思,作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也有自己既敬重又畏惧的人。
长期担任“谏议大夫”的魏征,是辅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他常常劝谏太宗以亡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
魏征以“忠耿直谏”著称,太宗以“善纳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佳话千古。
所以,才有了后来古瓷上的这类绘画,传世不绝。
历史上,唐太宗就曾将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座右铭,并留下“三镜自照”的比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至魏征比他早逝,他便哀叹“朕痛失一镜也”。“
太宗怀鹞”的故事,也反映出唐代比较开明的政治风气。
我们知道: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作是历代贤君直臣的楷模。
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还主动结成亲家。
魏征去世时,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
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太宗就出人意料地变了脸,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对于太宗这种异常举动,有人认为,是魏征生前大力举荐的杜正伦、候君集接连落马,伤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认为,是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犯了太宗的忌。
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却是因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甚至刻意蒙死鹞鸟,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
其实,唐太宗是史上少有的明君,为了开创大唐盛世,为了实现“千古一帝”的梦想,所以,他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魏征时刻提醒和劝谏自己。
在国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没有主见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长辈,苦口婆心,声泪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
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后达2oo余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魏征比唐太宗大2o岁,年龄与见识上的差距,情感与代沟上的隔阂,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
魏征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
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扰。
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当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
能把“从谏入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份上,魏征的进谏确实积极过了头。
俗话说,爱太深,容易出裂痕。
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火关爱,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
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步累积起来的压抑,总会突然喷,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的导火索。
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即“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由此可见,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太宗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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