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民族建构”属于一个政治上的中性词。当然，就像是谈及党派政治倾向一样，在所谓的中性两边，还有两个略带贬义或是绝对褒义的同义词，“民族发明”和“民族觉醒”。
依照西方史学家的观念，在公元14到18世纪期间，真正完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建构”的国家仅有两个，一个是英国，另一个就是法国。
事实上，大英帝国的民族建构一直都并不怎么牢固，主要依靠海岛易守难攻的天然地理优势，以及庞大且强悍的海军舰队维系着。以至于在一个并不大的不列颠岛上，居然一直存在有三个独立的单元（族群），分别是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
英格兰属于北欧海盗和法兰克人的混血后代，而北部的苏格兰人和西部的威尔士人属于土著凯尔特人的后裔。
基于对自身民族的不认同，那些移民到北美殖民地的“乡下人”，毅然决然的摆脱了英王臣民的身份，选择了独立；
不仅如此，与不列颠岛咫尺之隔的爱尔兰岛，被英国殖民了几个世纪的爱尔兰人，依然在反抗英国人的统治。
反观法兰西，法国人可能算得上是欧洲最大的“杂种”（非贬义），但另一方面，法兰西内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即便是日后的法国如何衰落，本土之上也没哪个地区闹过独立。
简单的说，法国最早的居民是高卢人，随着凯撒的高卢战记，这一片土地逐渐的罗马化（拉丁化）。数百年后，野蛮善战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成功的入侵了法国，并成为统治者。
经过上干年的漫长演变之后，法国的北部形成了法兰西族，南方的普罗旺斯族。毫无疑问的，前者带有较明显的日耳曼痕迹，后者是较纯粹的拉丁-高卢人。
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法语里，普罗旺斯语在语言学上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法语。最终，法国的两个族群在大革-命爆发之后，完成了法兰西民族的融合。
至于其他的欧洲列强，德意志的民族觉醒要等到1813年之后，也就是拿破仑战争的后期；而俄罗斯民族的觉醒需要“十二月党人”的起义，还有普希金用俄语书写诗歌，开创了俄国文学；至于意大利的民族觉醒，则是依靠“烧炭党”在黑暗中点燃了第一把火。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区别敌我的方式之一，就是对之前法国国王的臣民提出了三点要求，即著名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只要接受这三点，你就可以脱离国王臣民的身份，并加入到法兰西民族自我统治的新共同体中来。
因此，这一时期的法兰西式的国民民族并没有从语言或者传统文化的角度来阐释民族，更多的是从观念的角度出发去打造一种全新的身份。因为“理性和自由，不会因为隔座山就不同”。
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法兰西民族可以进驻尼德兰地区，翻过比利牛斯山、渡过莱茵河、闯进布列塔尼森林……
正是由于国民民族只是从理性和观念出发塑造新的共同体，它造成了一种假象，只要承认（或者默认）三原则的人，都可以转变为“法兰西民族”，他的共同体边界可以无限拓展，而这也为日后的拿破仑帝国路线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当然，这些历史常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本时空，等到安德鲁上台之后，他在不断修正另一时空的种种错误做法，包括坚持从法理上将法兰西共和国的疆域，永久的限定在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与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划定的范围内。
至于其他地区，进驻荷兰和瑞士，的确是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而在德意志、意大利，以及波兰等东欧地区，安德鲁表现更为理性与现实，他是在尊重当地历史，还有民俗民风的前提下，通过以输出“年幼君主”的方式，完成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
不仅如此，从1795年开始，安德鲁和他下辖的法国中-央政-府，一直在延续、加强大革-命时期的做法，不仅在压制布列塔尼的独立性，还在3年前才正式加入法国大家庭的莱茵兰地区，不留余力的推广法语。
比如说，约瑟夫-富歇在担当莱茵兰总督期间，他曾向安德鲁做出承诺，“会根除那些威胁到新生民族国家安全的语言威胁，把任何一名拒绝学习法语的德意志青年，彻底地清除出莱茵兰，以便给那些居住在法国却不讲法语的人一个严重的警告。”
与此同时，已经接替奥什成为布列塔尼总督的布律纳将军，在南特召开的一次布列塔尼教育官员暨中小学校长的会议上，毫不隐瞒的对着台下的众人说：
“公民们，请务必牢记，你们被派到这里的唯一使命，就是消灭布列塔尼语……是的，为了法兰西民族的统一，法语必须是法国的唯一语言，所以布列塔尼语言必须消失，永久的消失！”
语言和文化同化的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之间的内聚力，创造人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但是，仅有语言的一致性还是不够的。
现代国家在创造其民族性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编撰一种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民族的”历史，求助于过去时代的合法性，来创造一种现代的政治合法性和文化认同感。
现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建构民族性时都诉诸历史，都从历史当中寻找其诉求的合法性，通过建构一种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来建构集体认同，调动人民的效忠意识和献身精神，动员人民对政治和其他国家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
安德森在强调现代民族建构的同时，也强调了民族建构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捏造”历史、“发明”传统的现象，强调这种“捏造”的历史在增进人民之间的内聚力、形成共同文化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康巴塞雷斯、克拉克、达维等人的劝说下，安德鲁逐渐抛弃了之前对法兰西学术院和文学院的固有偏见，开始加大了扶持力度。那是他意识到，通过确定法语的唯一性，以及爱国方向的历史教育，培育民族情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从1797年开始，“历史学”作为一种公民教育的手段，堂而皇之地进入法国官方的教育计划，从最基础的小学教育开始，再到中学教育，并延伸至高等教育，一个不落。即便是在保守的宗教学校的教育体系中，法国历史学也属于强制的一类必修科目。
总之，就是在法国建立大众化的、标准化的公共教育体系，在学校各个年级教授标准的历史教材，以法兰西人历史上的英雄与美德教育学生，向他们灌输法兰西民族的伟大历史，培育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
为此，身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安德鲁化身为“懂王”，不仅亲自参与了《法国史》与《欧洲史》的编撰与审核，而且组织了法国历史学会，出版发行了一系列的历史档案和法国编年史著作。
为此，安德鲁还在《费加罗报》上，以“管杀不管填”的匿名身份，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课》。
小说主要讲述在普奥联军入侵法国期间，一名外表怯懦，但充满正义感与爱国精神的法国乡村教师阿尔丰斯·都德，在面对外来侵略者时，配合游击队进行了一系列英勇抗争的故事。
最终，都德老师为了掩护负伤的几名游击队员，主动暴露了自己。在教授完学生们最后一课，他义无反顾的走上敌人的绞刑架。
没错，安德鲁在借助虚构的文学方式，向国民灌输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来构筑一个由他来领导的，全新的且强盛的法兰西共和国及法兰西民族。
如果说法国的民族觉醒属于法系的国民主义，那么德意志的民主觉醒，就是德系的先验主义。而且这种德意志模式，在另一时空，属于世界上最为广泛的一种民族建构思路。
也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赫尔德依照法国人的经验，提出了“民族精神寓于语言之中”，同时他反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他认为民族语言先于理性而存在，是否拥有法国人所谓的理性，并非构建民族的标准。
此外，法国人妄图以理性主义为借口推广法语教育，是对早已存在的德意志民族精神遗产的打压。基于此，德意志民族必须尽力发掘以（泛）德语为基础的古老德意志文化传统。
另一时空的赫尔德，其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不仅为德国在日后反抗法兰西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找到了自身民族建构的法理依据，甚至为19世纪绝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标杆。东欧诸民族运动，芬兰，远东的几个国家都采用了这种路径模式。
通过先验主义式的民族思维路径，民族主义者会宣称自己的民族在恒久远的一个时代就已经存在，证据则是能代表本民族的语言、文学、绘画、音乐，高贵民族精神并非存在于上流贵族人士（通常是讲法语的人）的言谈举止，恰恰存在于乡野民俗阿公阿婆的精怪故事中，正如格林兄弟不遗余力搜集德意志民间故事，瓦格纳在齐格飞的日耳曼多神教中寻找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样。
不过在本时空，赫尔德的上述哲学思想并没有出现在普鲁士和德意志。那是在1797年的冬天，由于连夜撰写《与上帝的几次谈话》系列的赫尔德，因为突发了一场伤寒，医治无效后逝世于家中。
对于可能威胁到安德鲁法国核心利益的，这些“尚未出名的历史名人”，穿越者一贯都是提前重拳出击，直接在肉体加以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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