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页岛很大，资源也很多。
但缺点也很明显，地太偏。
恐怕只有等到工业时代才能进行开发了。
如今的库页岛最大的资源，莫过于许多大马哈鱼和野兽了，石油和黄金只是深埋地底。
若是论资源，哪有南洋来的多，来的简单？
朱谊汐仍旧分封藩国了。
好地方只有占了，并且守住了，才能给未来做打算。
库页岛那么大，黑龙江总督府连内陆都没开发十分之一，哪里顾及的上库页岛这样的苦寒之地。
将半个库页岛作为给越国的补偿，让其助力开发，最好是大量移民，才算是合算。
越王很高兴，父皇对我还是挺在意的。
朱谊汐又问起了越国的问题。
越王讲述了与日本交易之事，尤其是涉及到战马，更是小心。
对此，皇帝倒是浑不在意：“日本幕府统治其地，名为国王，实不过是共主吧，其组建骑兵，最要紧的就是镇压藩国、乱民罢了，不虞其威胁。”
就像是日后列强卖给满清武器，根本就不怕满清雄起反杀。
日本两三千万人，看上去很庞大，但却被细分为三四百个小藩国，可谓是松散的厉害。
德川幕府这架马车，从第四代将军德川纲吉开始，就饱受财政不足的困扰。
因为幕府的财政，基本依靠德川家的四百万石天领，以及矿山支持。
但金银外流，矿山枯竭，导致财政收入不断缩减，而武士阶级数量不断滋生，以至于开销越来越大。
而奇葩的是，江户几乎每隔几年就发大火，修缮江户城就是德川幕府中后期最重要的支出了。
其就如明朝一样，被财政问题束手束脚，成了跛脚巨人。
可以说，只要维持如今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令，一两百年内越国都会没事。
“汝在越国，上为黑龙江，左为朝鲜，南为日本，左右逢源自然可行，但须知农业才是根本。”
朱谊汐语重心长道：“如果耕地不够，那么就建立牧场，畜养牛羊，无粮不稳呐！”
“儿子知道。”越王点点头。
“我听说你越国苦寒，伐木怒暖能击几时？”
朱谊汐随口道：“多找一些煤矿，取暖问题解决了，到时候移民还怕没有吗？”
“况且，你二哥都能寻摸到金矿，铜矿，你就找不到？到时候自给自足，还怕个甚？”
“儿臣明白了。”越王眼前一亮。
他倒是一直被沿海平原给困住了，对山地畏之如虎，倒是没有想到找矿。
有了金矿，做生意才赚几个钱？还担惊受怕的。
旋即越王说起了乏人之事。
这属于老调重弹，朱谊汐没好气道：“哪个藩国不缺人？你二哥都快急上火了，这事得慢慢来。”
“我禁锢过你们迁移百姓吗？只要肯分田分地，天下的贫民有的是，就看你有没有胆量吃下了。”
越王低头不语。
一户移民，近一年内都需要朝廷供养，吃食衣物，年均十块银圆。
迁移一万户就是十万块。
其余的房屋成本，土地开垦成本，更是极大。
若是分配荒地，那还得多养一年。
就这还不一定有人愿意来，毕竟破家值万贯，背井离乡很难被人接受。
只有受了灾荒，一无所有的贫民才愿意。
难哦！
……
秋收冬藏，在收获的季节，不仅是百姓们忙碌，地方衙门也同样繁忙。
北方的冬小麦是九月栽种，来年五月底收获，历时长达八个月，是黄河以北，长城以南的主要农作物。
河南，卫辉府，淇县，古之朝歌所在。
河南之地在崇祯末年，元气保存最多的乃是位于黄河以北的三府：卫辉、怀庆，彰德。
也是如此，绍武年一来，三府就迅速恢复了生产，然后陆续向河南腹地迁徙。
也是如此，再加上湖北的移民，河南九府（一直隶州变为府）迅速地恢复了元气。
绍武初年，阖省不过三百万，如今已至九百万，可谓是极其夸张。
在大明全国各省中排第四，排第一的为山东，一千二百万人，江苏一千一百万，以及江西的一千万。
在不征收丁税的情况下，百姓们也不隐瞒了，纷纷上报真实数字，清朝的人口暴增，也是如此。
如果朝廷不再征收田税，那么可以预料，田亩数起码能翻个倍。
“老爷，今个还下乡？”
女人一身襦裙，戴着银钗，正弯着腰在鞋柜中点数着，臀部勾勒出一道弧线，诱人的很。
张竹却没兴致，他缓缓地穿着皂服，随口道：“没错。”
“麦子不是六月收了一次了吗？”
女人放下步靴，找来一双木底的猪皮靴来，很是耐脏。
“玉米，或者高粱。”
张竹知道妻子是宅中女子，随口道：“冬小麦九月播种，五月收，农夫还得再种一茬玉米，这个产量高些。”
“不得闲咯！”
叹了口气，他一身皂服，红黑相间，倒是显得很是威风。
与其他的衙役不同，他胸前的白色补子上，写了个大大的税字。
他就是淇县的税吏。
走出三进的宅子，他坐上马车，施施然地抵达了通判衙门，挎着刀就走了进去。
路上，许多同样皂服的小吏，则恭敬行礼，只是因为他们胸口没有税字，只是淇县数百名的白役之一。
通判衙门略小于县衙，同样也是前衙后堂模式，占地约三十来亩，房屋五十间。
偌大的衙门并非通判专属，实际上分为了四部分。
最大的是案堂，顾名思义就是审案的，包括通判老爷的卧房。
其次是推官，被誉为二老爷，专门负责案情审判，只要不是命案，就由他审判。
第三，自然是牢狱，其占地十余亩。
其中，看押重罪犯的“监”，拘禁轻罪犯人的“羁铺”，羁押欠债罚赎人质和人证的“差馆”等，拥有层次分明的三级牢狱体系。
最后，则是商税局。
商税局由之前的县衙税课局改名而成，专门负责征收商贾、侩屠、杂市捐税及买卖田宅税契，以及如今的农税。
换句话说，抢了县衙户房的权力，掌管本县所有的赋税。
而商税局则是由通判管理。
审案，看押，征税，通判的职责不小。
待张竹抵达衙门时，商税局的大院中，已经聚集了近六十号人。
而像他这样正经的吏员，只有五个，白役是其就九倍，在县衙中仅次于三班捕快。
正吏是有编制，有朝廷发的钱粮，而白役则是吃县衙饭，一旦某年县衙没钱了，就会拖欠，而且随时会裁撤。
税吏与普通的衙役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可以挎刀，甚至衙门中常备马骡，巨大极大的威慑性和机动性。
有时候碰到刁民，县衙还不得不支使税吏。
商税局的司吏穿着八品的绿袍，头戴乌纱帽，挺着大肚子，施施然而来。
他也不啰嗦，在台阶上的椅子坐下，眯着眼睛道：
“咱们忙的时候到了，规矩你们都懂，宁可多收，也莫要漏收，多收了顶多乌纱帽不保，漏收了就拿你们的家底来补，全家流放——”
底下一群税吏低头不语，面色平静。
农税和商税统一之后，赋税的征收不再由地方掌控，商税局虽然由通判监察，但实际上却受到了财部的直接领导。
每一任司吏，虽然财部无法任选，但却能罢黜重任。
这种双重管辖，让商税司戴上了紧箍咒。
像前明，以及其他历朝历代那样，随意征收杂税，新开杂税填补用度的做法，根本就行不通。
新明主打的就是一个控制。
“好了，全县刚好十个乡，一人两个，七天内必须完税，十月底要运至府城，可不能耽搁了。”
司吏随即分配起来名额来。
各乡有富有穷，普通情况下都是一富一穷，如果跟司吏关系不好，那就是两穷，关系好则是两富。
富者在平原，穷者在山地。
显而易见，张竹不好不坏，得了一穷一富，赵家镇，左后堡。
马厩中，他领了一头骡子，两匹驴来，领着十名白役出了城。
只是张竹一人骑骡，余下的两头驴空荡而行。
一行人浩浩荡荡，惹得路人瞩目，不敢多言语。
“去赵家庄。”白役问询时，张竹随口道。
赵家庄处于官道旁，交通便利，平原众多，可为富庶，而左后堡则是卫所该制而来，地处要地，但却穷了些。
一行人抵达镇中时，乡三老们早就在路边迎接。
寒暄片刻后，就酒楼伺候。
酒足饭饱，还不待众人反应，乡里就塞了一些土特产入众白役腰间。
不多不少，十块银圆。
而到了张竹这，则是两张百块银圆的银票。
“这是天下钱庄的票子，您随时可以兑现。”
捏着银票，张竹不置可否，他眯着眼睛：“这可不符合规矩！”
往年都是一百银圆，如今翻到了一倍，这可让人惊诧。
他就这样直接看着这位乡长，毫无顾忌礼节。
一旁的乡老和乡警，则想要言语，却被乡长阻止。
他披着一件缎袍，方脸上依旧是笑意：
“村里近些年多种了玉米，多在那山岭上，这不是想让公差们少跑些路……”
对此，张竹则轻笑起来：“据我所知，尔乡有地三万七千亩，水田近三千亩，旱地三万亩，山地三四千亩。”
“去年约万亩，如今种玉米的多少亩？”
“一万两千亩。”乡长一口道。
“休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乡多数都种了玉米，起码有七成，那就是两万三千亩！”
说着，他腾一下就站起：“我河南为中省，亩征二分，即二十文，两万三千亩就是……”
“二二得四，二三得六，那便是四十六万文，即四百六十块银圆。”
“我还算少了，只得七成，若是九成，那可不得了，六七百块钱呢！”
这还不包括未计黄册的土地。
这些年来，大户人家有余力开垦，小户也咬着牙用着积蓄开垦，最少瞒报了六七千亩地。
如果都算是，少征了千块银圆。
瞒报属于正常，谁也不想多征皇粮。
同样，朝廷也没用余力找到被瞒报的土地。
让张竹这十来人跟全乡人斗，还得摸底寻地，这比上天还难。
一个不小心还非常容易遭受野兽袭击，有生命危险。
“那您说算多少？”
乡长轻声问道。
“两百块不够，得三百块，另外，数量上得报到两万亩。”
张竹面色平静道：“大老爷（知县）要政绩，我们二老爷（通判）也是要政绩的。”
这割肉，让三老疼的不行。
乡长咬着牙道：“只能是一万五千亩。”
多让了三千亩，难受。
“行！”
张竹也识分寸，笑着应下。
见三老脸色难看，他继续道：“这钱虽到我手，但却不能尽数落入口袋，上头有司吏，再之上有通判老爷，我能落个三瓜两枣就不错了。”
“这钱虽入我手，但却是在办你们的事啊！”
这话让三老们脸色舒展了一些。
至于商税，则是镇上的商贾之流，三老代收，也是三老们重要的钱财来源。
数十间商铺酒楼，以及菜铺、肉庄，还有分布在各村的草市，赶集。
其按照往日规矩，缴纳了七、八、九三个月的商税，共计一百五十块银圆。
这个张竹看不出来其商如何，只能循旧例，不再增减。
言罢，这场宴席才结束。
随即，一万五千亩地赋税，即三百块银圆就征齐了。
白役们提着鸡蛋或者鸡鸭，而张竹的两头驴，则背着大量的土特产，可谓丰收。
白役月不过半块银，半石粮，勉强温饱，这些外快才是他们滋润的根本。
乡里甚至要出人，帮忙将钱转运入县里。
三老们松了口气，随即招待二十五个村长：
“老夫尽了力，税司不下乡查那隐田事，不过今次收了近五百块，你们每个村摊下二十块。”
听到五百这个数字，村长们立马就闹腾起来。
“往年不是三百吗？怎么多了两百？”
乡老是本地人，靠的就是各村的推举，他满脸为难。
乡长则不言语，只有乡警出面：“这不是种玉米的多了吗？人家又不是瞎子，还不得多收？”
“各村按九成地来收。”
村长们这才罢了，心不甘情不愿地掏出钱来。
然后则又是田税。
相较于税吏，三老们则宽松多了，允许各村在月底前送来，维护亲友乡土之情，村长们脸色才算是舒缓了一些。
村长回到村中，则道：“全村都要上税，隐田就交一半就成……”
百姓们乐于交一半税来保护隐田，改善生活，多积蓄而度荒年，以及其他灾病。
而这隐田，又是村、乡、县瓜分的利益。
受固于财政压力，皇权无法下乡，不得不妥协。
反而是商税，坐税的商铺固定，关税则有关隘，根本就逃不了。
ps：许多人说农税少，但两分，二十文真不少，冷知识，逼反百姓的三饷，加一起只有一分两厘，辽饷一开始只有三厘半。
清初合并三饷，亩征一分至三分，就这样也有六七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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